质言之，民主是宪法的本质属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基于以上四方面的考虑，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对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进行设计，对考核结果运用作出规定。三是要完善领导干部法治建设考核机制。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根据在于：一是领导干部掌握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法治资源。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通过加强教育，培养自觉，促使领导干部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养成法治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五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监督体系建设。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要履行的具体职责，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和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国家目的使法秩序得到正当化，而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则是从法秩序中导出的。
主观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归诸政治，而绝对安全只能存于梦想。[31]在具体的安全权上，近期较热的概念是消费者安全权、[32]食品安全权。[43][德]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风险预防作为国家任务——安全的认知前提》，刘刚译，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但是，在现代社会，安全的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安全观念、安全的保障手段也随之发生变化，安全的现代保障已构成对自由的严重威胁。
也就是说，自由和责任原理、辅助性原理在风险治理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23]在近代法治国家中，安全曾因法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从宪法学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仅在警察行政法上得到现实的体现。
随着科技应用的日益广泛，科技引发的不确定性在增加，风险的泛在性在扩展。[12]重要的是要使风险处于社会观念可容忍的水准之下。在法律上对国家安全的界定，应该与以领土安全或国防安全观念来理解、或者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解释国家安全区别开来，以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虽然是sécurité，却被定位于基本权利，但该法同时也将其作为行使自由的条件。
[46] 预防国家的概念表达了国家新的任务和行为样式。（ISO/IEC Guide 51:2014, 3.14/3.15/4.2） 安全一词本身具有多义性和可变性，使用时应当慎重。[54]国家不仅应采取措施保障公共安全，同时对个人安全负有保护义务，个人在自身的安全受到现实威胁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保护。他认为，人类最好的政府就是保障安全的政府，建立国家的目的就在于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像信息自我决定权这种重要的权利，也要看准现实、根据实践进行整合，限定期间，服从更强的控制。虽然有种种组织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维护安全，但为了措施的有效性，在诸如反恐活动中却又不太区分，信息的集中化有利于判断的准确性。
如此界定，个体安全有可能成为公共安全包含的不特定对象，但维护公共安全本身并不是在保护特定个体的安全。在此之外，主观安全本身不应直接决定国家权力的启动与否及行使方式。
这是我们协调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的基本出发点。在德国，航空安全法允许军队在一定条件下击落被劫持的航空器，2006年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如果被劫持的飞机上含有乘客和乘务人员，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挽救其他人而允许击落飞机，就把乘客等作为救人的工具，因而，与基本法的人性尊严及生命权相冲突。[20][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1793年法国宪法第122条规定，宪法保障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我国《刑法》设专章（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治安管理处罚法》设专节（第三章第二节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和处罚）对公共安全作出规定，但均未作出界定。正如日本学者小山刚所指出的那样：国家为了安全、或者履行保护基本权利的义务，可以使用有效的手段予以应对。
个人权利的保护（权利目的）与公益的客观保障（安全目的）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劳东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3期，第25-28页。
在我国，两种倾向的安全权都不乏主张者。[14] 个体安全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但法律和制度对安全的保障往往又不指向具体的个体，具有概括性、公共性，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就是这种典型。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第21～37页从法律的观点看，这种统一性的根据则是来自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这一古老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法治突破哈耶克式的意识形态戒条，而成为汤普森所说的普遍的绝对的人类善。
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则再次有力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和创造着法的安定性。或许马克思从事理论工作的19世纪中叶尚处在早期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其特征是生产技术、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都非常有限，劳资矛盾尖锐，而刚刚挣脱自然法理念的作为抽象普遍规范的现代制定法体系尚不成熟健全，以致法治问题无法引起马克思的足够重视。这在法律自身的文本特性中也有所反映：私法的体系以简单、明确、完美著称，而公法则无法排除难以把握的单边结构。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正是现代法治的根本目标。
对此，我们需要从法哲学上加以论证。在实然尺度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比如，现代商法最重要的实体性内容是以有利可图的转让为目的而获取货物的契约，商法对这种契约的定义并未涉及法律本身的形式特性，而是针对具体交易的预期功能特性，因为各方私人当事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和活动都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并且以受到经济决定的预期为取向。第三，马克思法哲学批判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的理论效应，表现为后者对现代法治发展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沿着马克思揭示的理论方向，超越西方法治传统的形式正义教条，强调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在法治中的地位和意义，使法律的形式正义尽可能内在地蕴含在实质正义之中。
它们不再被看作是个人的关系，而被看作是一般的关系了。马克思所说的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准确表达了合同法的思想：当为了赢利而转让与获取的互惠交易呈现为自由意志间的合同形式时，财产权也就具有了法律的理性形式，在这种基于法律的交易行为中，抽象的财产权变成具体的现实，合同成了法律思想的核心概念。
现代法治就其以正义和公共福祉为最高目标，就其坚持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的至上性、法律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中立性，以及法律不受任何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操纵的自主性来说，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良善、最合理的公共性秩序和公共善价值。法律在何种意义上保护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如何从历史观的高度说明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韦伯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社会关系基础？因为，法律的初衷是正义，但法律面对的现实却是现代人的自利倾向与这种出自理性的正义之间的深刻冲突。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法治奠基这一实然事实，那正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
这种彻底的理解就表现在上述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形式的有限自由平等的批判中，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对财产权的批判中。法律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各有其古老渊源和独特传统。
平等不再是法的出发点，而成为了法秩序的目标。因为，如果把法律只是当作哈耶克式的形式规则，而抛弃任何实质性价值取向，那么对政治生活只能施加程序性要求，正义作为形式正义就是既存法律的施行，主权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违反形式合法性，只需按照事先宣布的法律规则行事，就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但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代替了真正的法治理想，对于真正的法治和正义来说，仅仅有事实层面上对自由和平等的形式规定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所谓法律的有效性只能是事实上的权威性。
